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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新浪博客
“衰年变法” 齐白石是如何成为第一流大画家的
  作者:王开林

 

    有这样一个人,活到高寿九十四岁,一生作画四万多幅,“为万虫写照,代百鸟传神,只有天上之龙,无从见得,吾不能画也”。如今,称他为百代宗师、伟大的艺术家,都已决然无疑,可他五十七岁时,国内还只有寥寥几位别具慧眼的大师能评估出他的真实价值。倘若他不巧犯病或撞了什么邪煞,死在那个年龄上,身后寂寂无名,与草木同腐,也不会让人感到特别奇怪。

  这大器晚成者是谁?他就是齐白石,一位实打实的山民老艺术家。

  当年,有一位姓齐名纯芝的细木匠,人称“芝木匠”,在湘潭四乡揽些雕花的木工活儿做,因为心灵手巧,别人搞不掂的手艺他也能接,渐渐有了名声。但他是个不安分的小伙子,看见别人画像,觉得有意思,不过瞟学了几招,便去写真,居然不止于形似,还能神似。那年月,乡间死了人,不像如今有现成的照片可以放大作遗像,还得临时请行家里手来个“急就章”,当然得把死人画成开眼的样子,芝木匠为了挣钱养家,也不嫌这活儿晦气和丧气,照单全接。对这位多才多艺的小青年,有人早就留了神,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大好的天赋被白白糟踏尽,就主动找上门来,问他:“你愿不愿意学习正宗的绘画?”芝木匠回答道:“读书学画,我是很愿意,只是家里穷,书也读不起,画也学不起。”来人说:“那怕什么?你要有志气,可以一面读书学画,一面靠卖画养家,也对付得过去。你如愿意的话,等这里的活做完了,就到我家来谈!”好啊,芝木匠认得来人是鼎鼎大名的本乡绅士、人称“寿三爷”的胡沁园,二话没说,当即焚香,纳头便拜,认下了这位高水平的启蒙师傅。

  中国传统读书人讲求名正言顺,胡沁园琢磨一晌,先替齐纯芝把名字刷新了,为他取名“璜”,字“濒生”,的确雅气了许多。然后,胡沁园再正襟危坐,谈绘事、书法、金石、诗词,齐璜要学习的东西还真不少。好在湘潭县城的大儒王闿运也是孔老夫子那样的教育家,有教无类,不拘一格,门下先已收了铁匠张正阳和铜匠曾绍吉,再收一位木匠,正好凑齐“王门三匠”。名师出高徒,这三人后来果然个个都大有造化。

  齐璜学画时,已二十七岁,修炼的不是童子功,也无妨,苏轼的老爸苏洵在这个年纪上始知发愤读书,照样名满天下,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芝木匠学篆刻,有一天,他问好友铁安:“我总刻不好,怎么办?”铁安给他开了个天底下最笨的方子:“南泉冲的础石,挑一担归,随刻随磨去,尽三、四点心盒,都成石浆,就刻好了。”他那么聪明的人,真就这么下了一番苦功夫和笨功夫,没有半点投机取巧的意思,直弄得满屋子水,满屋子泥,仿佛遭了灾似的,没一块干地方。某天,与他同期学印的黎松庵(语言学家黎锦熙的父亲)对他说:“濒生,我不学印了。”齐璜便问他:“为什么?”黎松庵回答说:“坏眼睛。”从此,黎松庵就辍学了。后来,齐璜慨叹道:“我当时的家境要是跟松庵一样,也就没有今日了。”在艺术创造的起始阶段,可能真有“饱者死,饿者活”的规律吧,毕加索年轻时学画于巴黎,只有面包加清水,更别说那位一辈子受憋屈,总共没吃过几顿饱饭,任何一种颜色都燃烧着饥饿感的荷兰佬凡·高了。

  齐璜中年治印“白石山人”,以此名世,世称齐白石。他一生作画不辍,几乎没有节假日可言,惟有抗战时滞留南京,听说母亲去世,悲痛不已,停工三天,写了一篇悼念文字。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(与新凤霞一样,是白石老人晚年所收的女弟子)曾深有感慨地说:作家能著作等身,就算非常了不起了,至于白石老人,则要用“画作等屋”甚至“等楼”方足以形容。

  我最佩服白石老人的倒并非其勤奋多产,而是他在五十七岁的年纪上,仍有衰年变法的勇气。别的画家早就急于守成了,守得门户严严紧紧的,连只蚂蚁都休想钻进去,他却背道而驰,一改娴熟的画风,去追求陌生的艺境。

   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,起因于他对自己的工笔画越来越不满意,且看他如何说:

  余作画数十年,未称己意,从此决定大变,不欲人知,即饿死京华,公等勿怜……

  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,始知余画过于形似,无超凡之趣,决定从今大变。人欲骂之,余勿听也;人欲誉之,余勿喜也。

  余平生工致画未足畅机,不愿再为,作诗以告知好:从今不作簪花笑,夸誉秋来过耳风。一点不教心痛快,九泉羞煞老萍翁。

  余五十岁后之画,冷逸如雪个,避乡乱窜于京师,识者寡,友人师曾劝其改造,信之,即一弃。

  齐白石勇于衰年变法,外界强有力的赞成者和推动者是同时代的大画家陈师曾(即陈衡恪,国学家陈寅恪的哥哥)。陈师曾在欧洲学习的是西洋油画,但对中国画的造诣也十分了得。他凭慧眼和法眼看出,齐白石有天纵之才,若打破定式,往大写意方向发展,成就未可限量。

  几经琢磨,白石老人霍然悟出“大笔墨之画难得形似,纤细笔墨之画难得传神”,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,太似为媚俗,不似为欺世”。他曾告诉弟子娄师白:“书画之事不要满足一时成就,要一变百变,才能独具一格”。

  赞成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还有一人,即以画马著名的大师徐悲鸿。白石老人在《答徐悲鸿并题画江南》一诗中写道:“我法何辞万口骂,江南倾胆独徐君。谓我心手出怪异,鬼神使之非人能。”可见徐悲鸿对他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,而是非常之高。在京城,他们曾多次合作,而且是大幅大幅地泼墨渲染,画完了,相对莞尔一笑,仿佛宇宙之大,惟使君与我耳。有陈师曾和徐悲鸿这样当世无几的国手在一旁大力鼓动,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就底气十足,信心十足了。

  说来不可思议,齐白石五十多岁时,初入京城,深感“居大不易”,一时间,这位山民老艺术家还进不了某些封闭的小圈子。有一次,他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,由于穿著普通,又无贵友周旋,被人冷落一旁,很是受窘,暗悔不该贸然赴会,自讨没趣。齐白石正在留与走两难之际,大明星梅兰芳姗姗而至,对他十分恭敬,寒暄了好一会儿,总算将白石老人已丢出去的面子给圆了回来。归家后,齐白石出于感激,很用心地画了一幅《雪中送炭图》,赠送给梅兰芳,题诗中有这样两句:“而今沦落长安市,幸有梅郎识姓名。”齐白石当时的画名既受限,画价也才每幅两块银元,比那些徒有虚名的画家的润格低了一半。后来,识货的荣宝斋老板实在不好意思了,自动将他的画价提高了两倍。陈师曾古道热肠,将齐白石的国画带到日本开了个画展,经他妙语鼓吹,加之日本人对中国画素具眼力,展出的那些画作竟卖得天价,这不仅使齐白石名动海外,掉转头杀回马枪,也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对陈师曾的知遇之恩,齐白石充满感激,终生难忘。陈师曾英年早逝后,他写了一首饱含深情的诗纪念这位才高命薄的朋友:

  君我两个人,结交重相畏。

  胸中俱能事,不以皮毛贵。

  牛鬼与蛇神,常从腕底会。

  君无我不进,我无君则退。

  我言君自知,九原勿相昧。

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何况这位知己还是无双的国士呢?不用说,陈师曾是齐白石的益友和畏友。1917年8月,陈师曾在齐白石的《借山图》上题诗,劝这位山民老艺术家“画吾自画自合古,何必低首求同群”。陈师曾对齐白石的绘画也不是一味猛夸,有不够满意之处,他也会讲出自己的看法。六年间(1917——1923),两位艺术家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,彼此的心灵曾作过一次又一次高峰对话,可惜春花委地无人收,珠玉般的咳唾都已随风飘逝了。

  齐白石衰年变法终于大功告成,真正达到了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的自由之境。这种蟒蛇蜕老皮的苦乐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:

  扫除凡格总难能,十载关门始变更。

  老把精神苦抛掷,功夫深浅自心明。

  齐白石特别讲求继承传统,转学多师,他最欣赏最喜欢的画家有徐渭(青藤)、石涛(原济)、八大山人(雪个)、黄慎(瘿瓢)、吴昌硕(缶庐)等人,都属于艺术个性鲜明,反对墨守成规,能别开生面的丹青巨擘。齐白石骨子里十分高傲,却也写过对前辈大师心悦诚服以至于五体投地的诗:

  青藤雪个远凡胎,老缶衰年别有才。

  我欲九泉为走狗,三家门下转轮来!

  愿作徐青藤门下走狗的,齐白石不是第一人,第一人是清初的大画家郑板桥,郑板桥曾刻一印,印文为“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”。齐白石则不啻要作青藤门下的“走狗”,还要作八大山人与缶庐门下的“走狗”,轮值于三家门下,真够辛苦的,可他心甘情愿。我想,在冥府之中,齐白石见到徐渭、朱耷和吴昌硕,执意要拜他们为师,只怕那三位前辈高手都逊不敢当,会不约而同地说出“折杀老夫”的话来。

    齐白石的性情也如他的画,不拘一格,饶有变化。王森然先生是这样描写的:“先生性柔时如绵羊,暴躁时如猛虎,无论其如何暴躁,过时无事。正如狂风骤雨之既逝,只有霁月清风耳。其情常似闲云,其心极如烈火,烈火燃烧,云光灿烂,极尽美观。”那么白石老人眼中的自己又是怎样的呢?北京艺专的曾一橹教授与白石老人时相过从,前者给后者画过一张维妙维肖的头像,齐白石的自嘲颇为风趣:“曾君一橹,工于画,此头颅,能得衰老之神,见者必曰,此不合时宜之齐白石也。余曰:是矣!先生真能识人。白石记。”他自认为是个不合时宜的人,我倒要看看他怎样不合时宜。

  最值得一说的,便是他敝屣尊荣。1903年,齐白石的好友夏寿田劝他去京城发展,诗人樊樊山也答应荐他去做宫廷画师,给慈禧太后画像,这无疑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,想都不必想,伸手抓住就行。然而,对他们的好意,齐白石敬谢不敏。夏寿田是个大好人,还要给他捐个县官当当,又因齐老弟没有搜刮地皮的兴趣而作罢。在齐白石心目中,绘画是寂寞之道,必须心境清逸,不慕官禄,于绘事才能精益求精。我们从其闲章便能看出齐白石的志趣确实在彼(艺术)不在此(官俸),他出身卑微,但从未因此自惭形秽:“木人”、“木居士”、“大匠之门”、“芝木匠”、“白石山人”、“湘上老农”、“有衣饭之苦人”、“立脚不随流俗转”、“我行我道”、“自成家法”、“三百石印富翁”,诸如此类闲章,透露了十分丰富的信息。这位山民老艺术家同情一切弱者,悲悯及于虫蚁,平生最看不起的是墨墨浑浑的官场中人,他多次用画、用诗揶揄嘲讽那些大耳阔面、好作蟹行的老爷们,其代表作《不倒翁》更是滑稽万状,一副志得意满的草包样子,活该被齐白石的谑语重重刮上几个耳光:

  乌纱白帽俨然官,不倒原来泥半团。

  将汝忽然来打破,通身何处有心肝?

  一生自食其力的人是可以冷眼看官场的。潇洒的唐(伯虎)解元断了仕进之念后曾作诗自道:“不炼金丹不坐禅,不为富贵不种田。闲来写就丹青卖,不使人间造业钱。”四百多年后,同调者齐白石则发出了更自豪的声音。细想来,他们在艺海中遨游,那种纯净的乐趣、不受玷染的情操和自由自在的心境,确然是那些虚伪其身、厚黑其心的官老爷所无法拥有的,纵然胸怀残余,这些“仓鼠”也会尽快加以抹煞。齐白石从晚清一路走来,穿越了民国的沼泽,纵览无穷世象,仍然傲对强梁,无半分攀结的媚态,倒是以处身清白,自食其力,不刮民脂民膏为至上光荣:

  何用高官为世豪,雕虫垂老不辞劳。

  夜长镌印忘迟睡,晨起临池当早朝。

  啮到齿摇非禄俸,力能自食非民膏。

  眼昏未瞎手犹在,自笑长安作老饕。

  齐白石一生俭朴,于银钱事不肯信任旁人,他总疑心这世间马面牛头无所不在。“因为人少鬼多,所以处世对人,总不放心。即家中一切琐务,亦由其自己处理,甚至对油盐酱醋茶叶米面,自己经营,菜蔬劈柴笔墨纸张,自己购买,门窗箱柜钥匙,自己管理。此种生活之烦苦,在他人以为可厌恶,在先生以为有趣味。”(王森然《齐璜先生评传》)然而,他的精明确实有限,骗子的额头又没黥字,自然防不胜防,他受骗上当不止一次两次。曾有人找上门来,主动提出帮他在香港卖画,三言两语就轻而易举地哄走了他亲笔订下的润格,他很开心,殊不知那人更开心,回去正好借此公开地卖假画。齐白石的大弟子李苦禅先生曾撰文揭过恩师的“短”:

  “齐老师对于艺术之外的事都很‘傻’,常受人骗。那时因国家动荡,钞票骤然变成废纸乃是常事,齐老师不知丢了多少血汗钱,才想到要买黄金。他不瞒我,让我看买来的黄金,我很吃惊:‘金子还有绿色的吗?’老师明知又吃了亏,还不敢声张,生怕惹祸。真是哑巴吃黄连,苦在肚里。”(《忆恩师白石翁二、三事》)

  艺术家本是天真的,心如赤子,不通世事,倒也不足为奇。有一回,外宾参观他现场作画,一个个欢笑着叽里咕噜地赞美了一通,白石老人却不高兴,不为别的,就为洋人没翘大拇指!

  齐白石衰年变法,从自发而迄于自觉地追求“自然的精神”,他追求到了,脱却了一身匠气,直抵造化之美神秘的殿堂。我想,一个人要衰年变法,勇气之大,并不比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侠士小,白石老人敢于突变,而非渐变,在艺术风格上进行革命,就要冒“见光死”的危险。在一片讥嘲声中——有人甚至将他的诗作哂为“薛蟠体”——他居然轰轰烈烈地“活”了过来,这决非上天保佑,福大命大的结果,而是其天才的悟性和艺术家的实力征服了美惠三女神,因而从她们手中获取了灿灿然的金苹果。

  我忽然想到满清王朝也曾衰年变法,可是“百日维新”却只留下腥风血雨的印记。在中国历史上,变法总是不受欢迎,很难成功的,所以吾国吾民在几千年里都积弱积贫积愚积昧,不断受外寇侵凌,受内盗剽掠。你当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,政治与艺术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,前者是群体行为,后者是个体劳动,这话不假。但即算是在文学艺术上吧,衰年变法也罕见成功的范例,因为没有几位两鬓星星的老人肯拆掉自己多年营建而成的八宝楼台,哪怕只是几间破落的草庵茅庐,他们也要苦苦守成,又何尝有什么再建华宇的胆气和心劲?

  齐白石的伟大之处便愈加鲜明地凸显出来,它至少证明了一点,真正的天纵之才,其强大的创造力只受风格的羁縻,而不受年龄的限制。在我看来,齐白石暮年所获得的由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“国际和平奖”,只不过是飘落在珠穆朗玛峰顶的一片雪花,根本不足以增添其高度。至于“文革”中革命小将仆毁其墓碑,则说明,艺术家在这个国度不仅生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,死后也得不到必要的安宁。然而即便官方纵虐如此,仍无损其凤凰一毛。

  然而,也有人善意地指出,在1953年12月,齐白石以九十岁高龄,用一个上午的时间,为东北博物馆书写了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》全文,不知那是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份内事?我想,时至今日,这个问题已没有标准答案,也根本不需要什么标准答案了。当时他心里高兴,就提笔写了,事情就这么简单,你大可不必将那幅字视为稀世奇珍,权且当作纯粹的历史活页去看,如果你悟性够好,眼力也不赖,说不定能从字缝里看出别的字来。
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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